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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隐秘的信息（第4页）

社会保障局的人对他较为尊敬，事后上门来做他的说服工作。他拍着胸膛大吼：“老子一个大活人在这里，还要什么证明？”

来人苦笑着低声说：“您老是活着，但别人不知道呵。”

老爷子生气了，扬起拐杖要把来人打出门去，不料自己血压猛升，栽倒在地，两天后倒真的死了。

抽烟

小雁和很多女同学都抽过烟。当时抽烟几乎是一种成人仪式。男知青人人都抽，女知青不甘人后，偶尔也硬着头皮呛上几口，呛出脸上痛苦不堪的成熟。知青们其实没有钱买烟，连便宜到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都买不起了，就找农民讨一些旱烟叶，缠成卷，塞在床脚下，压出足够的紧密以后再来细细切丝。切出蓬松细软的烟丝是要一点技术的，用废纸卷出紧凑细长的土烟卷也是要有一点技术的。

有了空中这种尖刻刺鼻的气味，男人就有了吞云吐雾的张扬，有了区别于女人和孩子的特征，也多了男人之间的话题和忙碌：借烟，还烟，品烟，评烟，做烟，等等，闲时不做这些又能做些什么？太平墟一个青年农民去相亲，女子看来看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对地上没有烟头大为不满：“不抽烟也不喝酒，活一世只吃几粒米，不像个麻雀子么？”

这位女子居然把亲事给拒绝了。

抽烟在其他处境下，当然也还会有其他的义涵。比如当时农民大多是抽烟的，为了表现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政治姿态，知青们便争相向尼古丁和烟焦油靠拢。这正像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叛青年以吸大麻为时尚，因为大麻来自下层民间，因为贫穷流浪者那里更多瘾君子，中产阶级的少男少女们便据此求得阶级身份的转换，宣示自己对主流社会的决不妥协。在这些情况下，中国吸旱烟和美国抽大麻都与生理需求无关，只是一种光荣成为穷人的精神加冕。

军装

老木闯进我家门的时候，嘴角有血，头上和身上有泥尘，吓了我一跳。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不说，直到洗脸的时候才忍不住号啕大哭。

我后来才知道，他这天在学校里挨打了。学校里闹起了红卫兵，是第一代红卫兵，那些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子弟。他们在教室里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流行对联，宣布对老木这一类反动家庭的子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教室的大门是供好汉们通行的，混蛋们被勒令跳窗出入。学校的大门也是供好汉们通行的，混蛋们被勒令翻墙出入。老木不敢抗令，要他跳窗就跳窗，要他翻墙就翻墙，灰溜溜如丧家之犬。但这还不够，红卫兵发现了他居然身穿一件军上衣，是一大敌情。

军装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的服装。在我生活的南方，南下军人是各级政权的主体成分，军装代表了秩序和权威，军号指挥着很多权力机关的作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军帽、军装、军鞋、军皮带、军挎包、军人味的普通话，包括军人中流行的京腔粗话“我肏（呵）”，当时都会成为青少年的兴奋点。小雁还告诉我，当时一位男生追求她的时候，送的礼物你想得到吗？竟是一整套闪闪发亮的弹壳，装了满满一盒子，是手枪、步枪、冲锋枪、重机枪、高射机枪等各种武器的弹壳，吓得她说不出话来。

早期的红卫兵多以军装为制服，显示出他们的家庭的权力背景，还有他们自己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军服中最牛的又要数深色呢子装，号称“将军服”，只能为极少数高官的子弟拥有。这当然让其他同辈人羡慕不已。老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处心积虑地穿上了一件军上装，草黄色，有四个口袋，看来也是排级以上军官的行头，颜色褪得恰到好处，既不是退役兵的破旧，又不是新兵娃娃的崭新，再配上一条棕色武装带，有一种英俊潇洒的劲。据说这件衣是他用父亲留下的一块上海手表交换来的，当时交换另一方脸上的五官紧急集合和解散了好几次，一副痛不欲生和舍得一身剐的模样，叹了一口气，才把手表舍己为人地收下。

老木穿了这身黄皮，像只开了屏的小孔雀，双手插在裤兜里，成天在初二（九五）班的教室前晃荡，口里吹着“你是一朵玫瑰花”之类的曲子。表弟跟在他后面晃了两圈，觉得一点也不来劲，说到底来玩什么呵，走来走去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去“拍油板”和“砸跪碑”——这是当时两种最简便的少年游戏。老木只装着没听见。

他是在等小雁，准确地说，是等别人都称之为“小雁”的那个女生。他并不知道她太多的情况，只知道她有眨巴眨巴的大眼睛，是校体操队的牛屎之一，有很多男苍蝇叮着，在这间教室里出入，偶尔也来学校看看大字报。

他没有料到自己不能参加红卫兵，而且无权模仿红卫兵的装束——一个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居然也蒙上一层黄皮，简直是人群里冒出一头猪，皮肉里扎了一根刺，是可忍孰不可忍，几个红卫兵发现了他，勒令他立即脱下。

“我已经与家庭决裂了……”他怯怯地低声哀求。

“谁相信呢？”

“我在家里贴了父亲的大字报……”

“是花言巧语的口头革命吧？”

“我早就不要他们的零花钱，早上也不喝牛奶了……”

“那怎么还长得这么肥？红军还要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八年抗战和三大战役，就是为了养肥你们这些狗崽子？”

“我明天就不吃早饭了，好吧？不吃中饭……”

“那也不行。你说！这件军装是哪里偷来的？你们这些狗崽子也真是太胆大包天了，还敢偷盗国家的军用品？”

“我是换来的，用一块手表换来的……”

“你还有手表？好哇，你们家剥削来的东西还没上缴人民政府？”

……

他死死地揪住衣襟不放，不愿意脱衣，尤其不愿意在初二（九五）班教室前脱衣，结果被一伙人拳打脚踢，发出了一串难以辨认的叫声，据目击者后来说，根本不像是他的声音，是牛马般的嗷嗷嗷乱叫。

他只剩下一条背心，是一只拔光了羽毛的小孔雀，有点冷，觉得没有脸面见任何人。他天昏地暗想到了死，摇摇晃晃来到了学校后面的铁路线上，看着火车轰隆隆地一列列驶过，飞沙走石地动山摇，知道只要闭上眼心一横，一切就简简单单地结束了，是不是盗窃过军用品也就无所谓了。他想象人肉与钢铁较量的场景，一颗脑袋被撞碎，身子被碾压成薄薄的肉饼，脚与大腿完全错拧着角度，几根肠子挂在轮子上拖出几十米，于是血滴也飞旋着溅出漫长的曲线……他有点奇怪，自己并不害怕这种想象，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小子们，你们打人算什么本事？你们敢死么？不敢吧？你们这些草袋子，老子今天死一回给你们看看！你们怕了不是？老子要死给大家看，死给公安局和全校师生看，死出你们无法逃脱的罪责！你们逼出了人命就想扬长而去么？你们抢走了我的衣就想拍拍屁股开溜么？休想！你们这些草袋子得一辈子永远背上杀人的恶名！以后一想起你们的木大爷就要毛发倒竖魂飞魄散做鬼叫！

他越想越兴奋，有一股报复成功的得意洋洋。他冷笑着，把报复一步步设计，包括得饱吃一顿再死，包括得戴上毛主席像章再死，得让很多目击者看着他死，还得给外婆一个告别——那个每天晚上带着他入睡的外婆，皮肤多皱的手总是透出甜薯的气味。他打定主意最后去看外婆一眼，哪怕是躲在窗外偷看。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老人，无法兑现给外婆挣钱的承诺了，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就顾不上这些小事了，但不辞而别是说不过去的。

天黑下来的时分，他蹑手蹑脚来到自家窗前，见外婆正坐在床头补袜子，针线老是穿不上。一想到外婆的眼睛越来越瞎了，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酸，不管自己如何捂住嘴，竟忍不住哇哇哇大哭起来，结果被外出撒尿的表弟一举发现。当时我正在他家向他父母解说军上衣的事情，听到他表弟在门外惊慌大叫。

多少年后，老木成了一个比他父亲更大的资本家，逛遍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可以穿遍世界各种最昂贵的名牌时装，但他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装。我不知道他这一特殊爱好是不是来自多年前那个伤心的故事。其实，这个时候的军装和仿军装，已经成了最不入时的东西，常常堆积在路边街角最不起眼的小店里，标以最低廉的售价，还是很少有人去光顾。除了进城打工的贫寒农民，谁还愿意去穿这种可笑的衣服？正是在这种小店前，看着那些民工身上似曾相识的一身黄皮，我常常有一时的恍惚：我也曾这样穿过的，那么我的一部分，我过去的众多日子，似乎眼下正在被陌生人领走，就像我的一张脸已经改装在别人的肩上，我的四肢已经移植在别人的身上，我的一个背影正在路边一个屋檐下昏睡。它们不认识我。它们迎面而来却冷若冰霜，擦肩而过且一去不返，一次次让我惊愕。它们是已经与我绝交的自己，是我不敢认领也不能认领的青春。

我还看到了商店里销售着中山装、劳动装、休闲装、运动装等各类衣服，不知道那些衣服是不是也一度成为什么人的青春，他们后来不敢认领的青春。我从此知道，衣服都有灵魂，商店不光是在销售货品，而且在涌流情感，是一个个隐秘情感的陈列馆。

时装

我不喜欢母亲捎来知青点的新衣。我憎恶它的新，还有它的色泽鲜亮，忍不住把它揉皱一些，有意给它抹一点灰土或者污渍，恨不能在上面再打上一两个补丁，把它做破做旧以后再穿出去，让我在农民中感到心安理得。我在乡下小学当代课老师的时候，有一次觉得身上干净得太可耻，太资产阶级了，竟不敢直接从学校回家，因为路边正有很多人一身泥水地在抢收稻子。我一直等到天黑才贼一样地潜回去。

外形向下层贫民看齐，是那个时候的潮流，却是历史上的反常。历史上服装演变的动力大多是“高位模仿”，即外形贵族化而不是外形劳工化的模仿，正如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考证过的：十八世纪的英国乡绅们打猎时，常常穿着前短而后长的燕尾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猎装略加修改后就成了流行便装。自那以后，普通西装、夹克、超短裙、牛仔裤，等等，都因为最先是上流人士用来从事射击、钓鱼、高尔夫、马球、滑冰、网球一类休闲活动，后来才在社会上流行开的（见《人类动物园》）。尽管人们后来穿上夹克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赛马骑手，穿上超短裙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网球运动员，穿上牛仔裤时也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拥有乡间牧场可供度假的富翁，但他们的服装兴趣都来自前人或他人的休闲——而那正是贵族的生活特征，是阔绰和闲适的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放牧、种粮、打鱼等劳工者的装束（如牛仔裤），因为出现在富翁们的假日里，有幸身价大涨和声名鹊起，最终进入了时装的堂皇橱窗，定为劳工者们始料不及。

美国经济学家韦伯龙写过《有闲阶级》一书，也说设计女服的目的常常不在于体现女性美，而在于“使女人行动不便和看似残废（hamperanddisable）”：高跟鞋、拖地长裙、过分紧身的腰束都显示当事人是有闲阶级，永远不会受到工作的残害。这也是中国传统贵族自我形象设计的隐秘原则：长袍马褂，窄袄宽裙，甚至把指甲留得长长的，把脚裹得小小的，宜静不宜动，宜闲不宜忙，一看就是个不需要干活的体面人。即使实际上还没混出那种资格，即使实际上还需要偷偷地流臭汗，但至少在外形上给人一种有头有脸的气象，也可让人产生错觉，让人高看一眼。

眼下满世界似乎都是有闲阶级。我重访太平墟的时候，穿了一双特别适宜步行的浅口黄面子胶鞋，发现乡民们对此大为惊怪。这种旧式鞋在当地已近绝迹。倒不是这种鞋不再适用，他们大多还需要行走，还需要爬山和下地，并没有阔绰和闲适到哪里去。但这里的青年干部、青年商人、青年无业者大多西装革履，都像是从电视机里走出来的现代人，是日本、韩国、东南亚一类地方来的小侨商，你需要仔细观察，才可发现他们头发还较粗硬，耳后和颈后还有尘灰，因此不完全像侨商。这里的很多女仔则穿上了高跟鞋，或者一种底厚如砖的松糕鞋，大概是日本传来的式样。还有一种露跟女鞋，一穿上就像脚底抹了胶水，让女人摇摇晃晃步步小心，每一步都似乎怯于提脚，都得埋怨没有配套的地毯铺展到菜园里去，没有配套的汽车和电梯供她们驶向灶台或茅坑。我在这里发现，乡村首先在服装上现代化了，在服装、建筑等一切目光可及的地方现代化了，而不是化在避眼的抽屉里、蚊帐后以及偏房后屋中。他们在那些地方仍然很穷，仍然暗藏着穷困生活中所必需的粪桶、扁担、锄头、草绳以及半袋饲料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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