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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佬彼尔（第1页）

美国佬彼尔注释标题最初发表于1987年《湖南文学》杂志，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hello！hello！你好吗？约翰！亲爱的，史密斯！……机场迎候厅里的男女们各自找到了翘首盼望的亲友，笑着迎过来扑向我左边或右边的身影，献上鲜花、亲吻、握手、紧密的或疏松的拥抱。微笑之浪退去之后，只留下我和张先生的清冷。

仿佛前面有一双眼睛盯着我。看清楚了，是藏在高度近视眼镜片之后的眼睛，透出老朋友般会心的微笑。我好像见过这北欧型的面孔，这修长瘦削的身材，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他双唇张了一下，没错，是在叫我，是那种洋调调的中国话。即便如此，一片英语海洋里的这三颗久违的中国字也击中了我们的全部惊讶。

他是美国新闻署派来的代表吗？我们狼狈误机，早作了下机后流落街头的准备。

我上前握手，用英语问好。

“你不认识我了？”他依然眯眯笑着说中国话。

“对！你不就是——”

“华巍！”

他自己已经报上家门。

华巍是他的中国名字，英文名则是威廉·华德金斯，昵称彼尔——我现在不得不向身旁莫名其妙的张先生作点介绍。三年前有一位记者朋友问我，愿不愿意见一位美国人。我问何许人也。对方说是一位在湖南医学院执教的青年，曾接受过他的采访。因为这位老外曾跳下粪坑为中国人捞取过手表什么的，颇有雷锋之风范，事后这位老外也跟着开玩笑，说他就是美国的雷锋，雷大哥。我就是这样同他认识的。他来过我家，在我家吃过饭，洋式高鼻子吓得我两岁的女儿躲在外面大半天没回家。餐桌上他又告诉我一个英语词：皮蛋叫做千年蛋（eggofthousandyearsold）。我发现他中文很好，读过《三国演义》和《水浒》，还知道华威先生在张天翼的笔下形象不佳，所以断断乎不让我们把他的名字写成“华威”，一定得写成“华巍”。

他对长沙方言更有兴趣。据说有一次他外出修理自行车，遇到车贩子漫天要价，气得推车便走，还忍不住回头恨恨声讨一声：“你——撮贵贵！”

“贵贵”是长沙现代俚语。有人说“贵”原指陈永贵，后泛指乡下人，又演变出呆子憨佬的意思。此话出口，令车贩子立刻瞠目。

我没料到，在华盛顿机场会重逢这位老友，更没想到，他到美国新闻署打工，将是我们此次旅美全程的陪同兼译员，将与我们共度昏昏然之一月。

“你们都没有穿西装，太好了，太好了！”他注意到我的汗衫，忙不迭扯下自己的领带，“我以为中国人都喜欢西装，以前我陪几个团都是这样，太什么——”我揣测他正在搜寻的中国词，严肃？刻板？拘束？作古正经？“对对，太作古正经！”他很准确地选择了一个成语，“你们穿西装，我也得穿，你们打领带，我也得打。这是规矩。其实我实在讨厌领带，太讨厌了！”

我望着车窗外郊区的房舍和绿草坪，缤纷色块从公路尽头向车头四周飞快地放射。

“真好，太好了。”他还津津沉醉于自己颈脖的解放，把那条细如绳索的廉价化纤领带胡乱塞入衣袋。

我记起当年在长沙，他也是不怎么精心装修自己外表的，那间湖南医学院的小房间里，杂志书籍凌乱地堆在地板上，床上乱摊着一些衣物和照片——他在非洲摄下来的。我想练练英语口语，而他更爱讲中文，屡次压下我的英语表现欲。他用中文对“清除精神污染”发牢骚，用中文讨论中国的“文革”和庄子。有一次我提到，在庄子看来，万物因是因非都有两重性，包括财富、知识和自由。故思想专制可能锻造出严密而深刻的思想家，如康德和黑格尔；而思想自由也可能批量生产出一些敏锐活跃然而肤浅的家伙。

我说的时候，注意到他背靠凉台栏杆，背靠月色朦胧中一片树影黑森森，摇着头，有居高临下者讥讽的微笑。

我不能认定这微笑恶毒，甚至不明他的思路，只能怀疑一位即算能说“撮贵贵”的西人，真正了解东方文化的精魂并不那么容易。

他领我们到乔治区玛波雷宾馆找到房间，随即大张旗鼓搜寻中餐馆，弥补我们一路上西餐之苦。他也热爱着中餐，说中国落后，至少在吃的方面还很先进。

第一餐，我很中国式地抢着付了账。第二餐，张先生也执意做了东道主。彼尔操圆珠笔在餐巾纸上列式算出各人应摊钱数后，察觉为时已晚。他不安地苦笑，如坐针毡，长长背脊一次次向椅背退抵，投降式地举双手连连挥摆：“下次不要这样，再不要这样啦，在美国，照美国人的习惯办事吧。”

我们不再忍心对他施以精神折磨，只好从此各自付账，让他的圆珠笔大有作为。

我必须说，餐桌上圆珠笔的操演功夫大概并不代表美国人的悭吝，即使他们还有很多令中国人乍看起来得撇撇嘴的举动，比方说声势浩大地扬言要回送礼品，但进入商场忙碌好一阵以后只给你买来一张小画片；比方说三番五次盛情邀请你去家里做客，到头来餐桌上只有一碗面条加几根烤香肠。现在不是谈文化很时髦么？那么这也就是一种文化，不宜由外人轻率褒贬。美国特有的文化还包括他们在岔路口停车让人并鼓励行人先走的摆手和微笑，包括他们众多援救贫弱的募捐义演以及男女老少的慷慨解囊，包括他们对他国文化知之甚少但又对他国政治指挥甚多……笼统地比较中美两国的文化和人性，总有几分风险。

想在短期访问中看透美国，更是不可能——尤其是访问那些办公楼的时候，沉甸甸的静谧和肃穆中，女秘书的握手和微笑都训练有素，男士们持重简洁的言辞使你公务之外的谈兴都骤然熄灭，无处可寻。负责我们访问活动安排的是美国国际教育中心（iie），一个与政府很接近的非政府组织，上受新闻署之托，下与各地小团体相连——比方说美国某些“国际好客者协会”的地方志愿者组织。出于一片好心，他们让我们访问一些与亚洲事务和艺术有关的机关，进行办公楼大串联。有些约见不无益处，比方说去美国笔会中心，去亚洲协会，去国会图书馆，包括在国会图书馆内用电脑查阅中国“文革”时期的大报小报。我居然看到了全套《湖南日报》，似乎第一次发现“文革”期间的党报排得那么稀，字体那么大，陌生而又熟悉。

我更有兴趣于办公楼以外的生活。只有几天，彼尔也对访问的办公化有些厌倦，常常在会见途中东张西望，偷偷递来眼色：“ke4不ke4（走不走）？”

主人即使懂中文，也懂不了这种长沙土语。连同行的东北人张先生也只能大惑不解地干瞪眼。

“ke4！”我恨恨地说。

我们礼貌地告辞出门，彼尔总是回味刚才猖狂的联络方式而自鸣得意。

我们用省出来的时间去教堂，去贫民区，去酒吧，去交易所，去精神病院，去大大小小的画廊，用目光把偌大一个美国胡乱叮将过去。彼尔在教堂和画廊方面较有知识，又对各种建筑兴致勃勃。他引我们冒雨参观了著名的越战纪念碑。纪念碑是个狭长的等边三角形，黑色碑面晶莹照出人影，又迭出五万多越战中阵亡官兵的姓名密密，任人影缓缓一路抹过去。碑前一些花束和字条都被雨打湿了，委地飘零。一张字条是：“汤姆，爱德华叔叔很抱歉，他不能来看你。”另一张是：“汉森，我们都记着。”一个失去双腿的老兵戴着黑礼帽，在碑前的雨雾中推着轮椅转来转去，不知在寻找什么。而远处三个美国兵的雕像用疲倦忧郁的眼光，远远凝望着这边的花、轮椅以及碎碎的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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