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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法散记外一篇（第3页）

我当然喜爱那些法国男人的风度——在没有醉鬼向我暴力攻击的时候；正如我激赏中国士大夫传统的闲适、飘逸、超脱和虚净——在没有外敌横行和暴政肆虐的时候，没有人血横流的时候。美一不留神就成了丑。美不可凝固为一种仪态和一种时尚，人们是否明白这个道理？

我相信法国男人们也明白这个道理——那些创造了《马赛曲》和《国际歌》的男人，在革命和战争中流汗流血的男人。他们可能有种种女人不能原谅的毛病，但如果出现在这一天的地铁站，至少不会在暴行面前优雅地袖手。

发民主财

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到唐人街吃饭。饭后付款，餐馆女老板面带愧色，合掌鞠躬，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收了你们的钱。我有些奇怪。吃饭埋单，天经地义，她何出此言？

朋友出门后告诉我：这位女老板是被国内来的一些民主派吃怕了。那些人领了法国政府的生活费，但今天在这个餐馆开民主讨论会，明天在那个餐馆开民主研究会，统统吃饭不给钱，好像是从浴血奋战的前线归来——老子吃你几餐鸟饭还要给钱？

原来如此。这使我想起自己当年在某林业局挂职副局长，常跟着书记或局长到下面去开会，白吃白喝不算，饭后每人还白拿一条烟。你如果想洁身自好又不得罪同行，不拿烟可以，但千万别拒绝，最好是含含糊糊去上厕所，等他们把烟塞进皮包后才返回来装聋作哑。老百姓把这种会叫作“现场（尝）会”、“常（尝）委会”。有意思的是，执政党中有人热衷此道，反对派中也有人“会”术高超，只是把会名稍改，开到外国的唐人街来了。

我这位朋友旅法多年，也算是一个民主派，每每对许多同志的表现痛心疾首。他又说起一件事。前不久闹了一场“民主广播船”的风波。其实，台湾当局早就通过很多渠道，表示不容许这条船去台湾近海对大陆广播，不愿意因此添麻烦。旅法的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一直瞒着洋人们，仍然到处慷慨激昂，准备勇敢献身，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模样，骗得洋人们纷纷掏钱赞助。结果，少数人把洋钱赚足了，但隆重的起航誓师大会上，只有傻乎乎的外国各界要员前来致辞欢送，只有一些受雇的洋水手登船出发，但汽笛一拉响，船上清一色的洋面孔，连一个中国猛士也没有。

船至非洲某港口，有一位台湾记者登船采访，算是船上唯一的中国种。

这条二手船踉踉跄跄，一路上又是轮机有毛病，又是冰箱不制冷，走得十分艰难。好容易到了中国海域，船上人才知台湾方面早有禁令，不免大呼上当。回头看去，当时慷慨激昂的中国人裹胁赞助款，早已无影无踪。

“唉，”我这位朋友叹气，“外国人幼稚得像中学生，哪是中国人的对手？”

在他看来，很多外国人确实显得幼稚、简单、书生气、一根筋，即使叛逆得吸大麻或裸体上街，仍不失欧洲人文传统的种性，比方说他们经常会认真地对待宣言口号。其实，时代渐入世纪末严冬，信念越来越多地成为利欲的面具。在好些人那里，钱就像数学中的零：零乘以任何数都等于零，那么钱乘以任何宣言口号都等于钱——这是隐藏在一切政治演算之后的基本公式。故专制能发财，民主亦能发财。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实在没有资格来谈论宣言口号，尤其没有资格与某些中国政客打交道。

我们多少懂得这一点，但这种国产世故是值得我们深感荣耀还是深感耻辱？

我与朋友坐在卢森堡公园里，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好。落叶飘零，石头椅子很冷，很冷。巴黎正一寸寸融入金色的夕阳。

我心归去

我在圣·纳塞尔市为时一个月的“家”，是一幢雅静的别墅。两层楼的六间房子四张床三个厕所全属于我，怎么也用不过来。房子前面是蓝海，旁边是绿公园。很少看见人——除了偶尔隔着玻璃窗向我叽里哇啦说些法语的公园游客。他们无一例外是来找公共厕所的，这幢公园边孤零零的房子，只可能被他们误认为厕所。

我向这个友好的民族一次次声明：这里不是厕所。

最初几天的约会和采访热潮已经过去，任何外来者都会突然陷入难耐的冷清，恐怕连流亡的总统或国王也概莫能外。这个城市不属于你，除了所有的服务都要你付钱，这里的一切声响都弃你而去，奔赴它们既定的目标，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你拿起电话不知道要打向哪里，你拿着门钥匙不知道出门后要去向何方。电视广播以及行人的谈话全是法语法语法语，把你囚禁在一座法语的监狱无处逃遁。从巴黎带来的华文报纸和英文书看完了，这成了最严重的事态，因为在下一个钟头，下一刻钟，下一分钟，你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到了悬崖的边缘，前面是寂静的深谷——不，连深谷也不是。深谷还可以使你粉身碎骨，使你头破血流，使你感触到实在。那里不是深谷，那里什么也没有，因此你跳下去不会有任何声音和光影，只有虚空。

你把吊灯作第六次或第六十次研究，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差不多开始发疯了。移民的日子是能让人发疯的。

我不想移民，好像是缺乏勇气也缺乏兴趣。c曾问我想不想留在法国，他的市长可以办成这件事，他父亲与法国总理也是好朋友。我说我非常热爱和羡慕法国，但我在这里能干什么？守仓库或卖家具？当文化盲流变着法子讨饭？即使能活得好，我就那么在乎法国的面包和雷诺牌汽车？

很想念家里——似乎是有点没出息。倒不是特别害怕孤寂，而是惦念亲人。我知道我对她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是她们的愉快和安定感。我坐在柔和的灯雾里，听窗外的海涛和海鸥的鸣叫，想象母亲、妻子、女儿现在熟睡的模样，隔着万里守候她们睡到天明。电话就在身边，随时可以通话。市长说政府可以为我付费。当然，电话太多会对不起法国的纳税人，隔着大洋谈谈怎么做面条的事，她们听了也会觉得滑稽和奢侈。我要女儿从电话里爬过来看看大西洋，她说我没有那么小，怎能从电话线里爬过来？

爱国主义有时成为政客的骗术。是爱国土（country），是爱国族（nation），还是爱国府（state）？中国的“国”字多义，常常含糊以用。而且从逻辑上说，如果爱国主义是成立的话，那么下延爱省主义乃至爱县主义，上延爱洲主义乃至爱球主义，也是可以成立的。没有道理不让人爱他县、他省、他国的土地，比方说爱一把日内瓦或亚马逊河。但我相信，即便欧洲的“祖国”这个词几乎成了纳粹“光头党”的标志，即便有人因此而特别反感这个词，但他或她也没法不时常感怀身后远远的一片热土——因为那里有他的亲友，至少也有他的过去。

时光总是把过去的日子冲洗得熠熠闪光，引人回望。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各种异国的旅游景区都不能像故乡一样使我感到亲切和激动。我的故乡没有繁华酥骨的都会，没有静谧侵肌的湖泊，没有悲剧般幽深奇诡的城堡，没有绿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绪的大森林。故乡甚至是贫瘠而脏乱的。但假若你在旅途的夕阳中听到舒伯特的某支独唱曲，使你热泪突然涌流的想象，常常是故乡的小径、故乡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一只小羊还未归家，或者一只犁头还插在地边等待明天。这哪里对呀？也许舒伯特在歌颂宫廷或爱情，但我相信所有雄浑的男声独唱都应该是献给故乡的。就像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二胡都只能演奏悲怆，即便是赛马曲与赶集调，那也是带泪的笑。

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游的去处，不是按照一定价格可以向任何顾客出售的往返车票和周末消遣节目。故乡比任何旅游景区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故乡的美中含悲。而美的从来就是悲的。中国的“悲”含有眷顾之义，美使人悲，使人痛，使人怜，这已把美学的真理揭示无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旅游景区的美都多少有点不够格，只是失血的矫饰。

我已来过法国三次，我得心虚地供认，这个风雅富贵之邦，无论我这样来多少次，我也只是一名来付钱的观赏者。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我当然知道，我将会对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会对故乡办公室里的阴谋和新闻广播中的虚假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付出——它与出生地不是一回事。只有艰辛劳动过奉献过的人，才真正拥有故乡，才真正懂得古人“游子悲故乡”的情怀——无论这个故乡烙印在一处还是多处，在祖国还是在异邦。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而萍漂四方的游子无论怎样贫困潦倒，他们听到某支独唱曲时突然涌出热泪，便是他们心有所归的无量幸福。

1989年至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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