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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荆公王安石铁粉（第2页）

在王安石的主持之下，农田水利成了主要政绩之一，极大地增加了农田的产量。

南宋时期，亩产已经可以达到四石。

宋代的一亩与现代相差不大，一石的重量也与现在相差不多，可以粗略地理解为，南宋时期土地的亩产达到了四百斤。

而华夏大地上农田的亩产再次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要到198o年以后承包制全面落实才逐渐赶上。直到2ooo年的时候，农田的平均亩产才相当于宋代的六石。

就这亩产六石的产量，还是有农药和化肥的加持之下，经过了数十年现代选种育种培育，有着大量的现代化机械耕作的结果。

当然，这与南宋占据着华夏最适合耕种的土地有关，但不得不说南宋的农业水平，是华夏文明史中现代农业全面普及之前最高的产量，没有之一。

也正是因为如此高的亩产，即便南宋初期农民的税赋高达七成，却依然没有什么大的暴动。

其中缘由，只要与别的朝代对比一下，便能现其中的奥秘。

汉代的文景之治时期，是史上有名的轻徭薄赋的时期，那时候税赋只有一成，税收比例只有宋代的七分之一。

那时候的百姓们身上的压力很小，生活也很富足，是华夏史上最负盛名的盛世之一。

然而汉代的亩产折合成宋代的度量衡之后只有一石，即便是只收一成的税，农民每亩地只能结余九斗粮食。

到了南宋，亩产四石，收走七成的税之后，农民手中依然可以结余一石二斗，受尽严苛剥削的南宋农民竟然比轻徭薄赋的文景之治时代的农民收入还要高。

而剩下的二石八斗粮食，哺育了文人士大夫们憧憬的“最好的时代”。

简言之，正是因为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使得宋代粮食产量极大地提升，进而让肮脏腐朽的北宋还能奇迹般地多活了许多年。

就凭这一点，说一声荆公千古都不为过。

反驳的学子显然没有这么高的觉悟，说道：“那青苗法又如何说？强迫农民贷款种田，导致农民不堪重负，最后破产卖田。”

李申之冷笑一声，说道：“青苗法颁布的时候，是让官府设置贷款，农民可贷可不贷。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那些官员们强迫农民贷款，导致了你所言之事。如果没有司马光这厮在背后撺掇，那些官吏们敢这样吗？”

甩锅谁不会，你们能甩锅给王安石，我就不能给司马光甩锅吗？司马光背后的高滔滔咱不敢随便说，但你司马牛的坏话还是可以说几句的。

青苗法的确是放了贷款，而且利息高达二分。这要是放到现在，那妥妥的是高利贷。

然而站在当时的背景下再去看这个利息，跟当时地主豪强们动辄八九分利，甚至两三倍的利息比起来，二分利的青苗法确实是一项惠农措施。

李申之引出了司马光，导致了话题的升级：新旧党争。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两者之间的党争也成了促使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王安石以后的新党变了味道，与旧党一样，纯粹地成了打压异己的工具。

要知道，蔡京也是以新党自居，这也是王安石为大宋亡国背锅的原因之一。

宋徽宗上台之后，在蔡京的主持之下，他们给王安石平反过一次，追封了许多恩赐，甚至还给了配享太庙的尊荣。

然而到了宋钦宗上台之后的靖康元年，赵桓清算朝堂之后再次把王安石打到了地上，又把王安石的牌位从太庙里给赶了出去。

蔡京祸国殃民，蔡京是新党，王安石新党头子，所以王安石就是祸国殃民的头子。

在大宋士人眼中，这是一条完美的逻辑链。

若是荆公知道蔡京打着自己的旗号为非作歹，不知道会不会被气活过来。

韩平不想让学术探讨变成党争的延续，打断道：“荆公的确有一些利国利民之事。但是新旧党争已是定论，不必做过多探讨。”

李申之也没打算在新旧党争上做文章。毕竟蔡京都是公认的新党人，若是从这个话题开喷，自己身上槽点太多，不好搞。

在众人讨论之际，学舍外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外面的学子都是从附近州县赶来的学子，他们距离比较近，便想着早一天到临安，感受一下临安的政治氛围，顺便看一看临安的学子们押的什么题。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京城的老师们押题最准。

外地的学子在门口听了一会，大致听出了点味道：临安的府学里面竟然有个愣头青要给王安石平反。

王安石祸国殃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还有什么好反的？

这个板板是官家赵构拍的，你要给王安石平反，那就是在打官家的脸，打赵构的脸。

你若是在科举之中敢这样写文章，卷子被黜落还是小事，万一被官家和考官嫉恨上，把你写入黑名单，那就万事皆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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