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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关于南派三叔的毕业论文1（第1页）

这里二柏果子

谨以此致我十年的爱——一篇关于南派三叔和南派小说的本科毕业论文。

《论南派小说的美学意蕴与历史渊源》

指导老师：沈杏培

论文作者：柏红果

《论南派小说的美学意蕴与历史渊源》

摘要

阐释“南派小说”之概念、兴起与展，探索其与近代南方通俗小说、自由主义作家小说及神话传说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以徐磊及其《盗墓笔记》系列具体文本为例，结合其他“南派小说堂会”相关作品，于结构、语言及典型等方面论述其“想象力极限”、“全新自由写作模式”的创作风格与特点，探讨其审美与审丑价值；并借南派小说之大众性、通俗性及其经济、社会效应反映与见证新美学交融审美特殊性与历史情境的特质，由“《盗墓笔记》现象”探究新美学的崛起。

关键词：南派小说，历史渊源，美学意蕴，新美学，盗墓笔记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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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南派小说堂会”作为21世纪新兴通俗小说创作群体，在大众媒体视野中曝光较多，而于学术研究者中所获关注较少。具体来说，相关学术论文共215篇，其中硕士论文12篇，学术辑刊一篇，其中2o12年以前仅2o篇，且“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分类下的论文数量占优，中国文学分类下的数目偏少。

由此观之，国内对以南派小说为代表的，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形式的新世纪通俗文学缺乏鞭辟入里的研究，相关探索与结论或浮于表面，或因理论化成分过重而文本针对性不足，对其本身的文学价值关注较少。另一方面，以新美学为切入点进行论述的文章及专着，视角多集中于民俗舞乐、影视娱乐，而对应新时期而生的大众文学关注偏少，更多有将这种“快餐文学”一味打作反面例证的倾向。这种局面的产生，暗示国内新时代文学雅俗流变仍然“在路上”：理论根基牢固的学术研究者不愿对通俗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研读，通俗文本的目标读者群则多数不具备学术研究的专业素养，这归根结蒂是文本自身局限与传统雅俗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受众与文化背景的局限，以南派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新世纪通俗文学在国际所获关注几近于无，仅有《盗墓笔记》系列小说刊印了英文版并在美国行。但关于新美学，国外的探讨内容较国内相对丰富，其中与本课题相关或本课题所欲涉及的方面有：对于消费文化的研究、针对娱乐与新美学关系的探讨、新美学中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新变。

总的来说，国内外针对“南派小说”创作风格与特点、历史继承关系、美学意义及社会意义的具体讨论极少，对新世纪国内通俗文学领域新美学的研究分析略失鲜活。论文申报者对南派小说抱有极高的热情与偏好，且自认具备初步的文学理论知识，故欲立足于文本本身，对“南派小说”及其美学意义表自我观点，并由此探究新美学的崛起。

一、南派小说的历史渊源

（一）“南派小说”概念的诞生

自《春秋》始，史传取代神话传说成为志人述事的正宗，神话历史化进程由仲尼拉开帷幕。《汉书》得成后，史传文学的文法结构趋于成熟，其以纪实主义为根基，一字褒贬的记叙方式，影响广及书、记、碑、铭、论、序等志人散文。史传文学兴盛后，自庙堂传入坊间，正史之下便有了野史，书、记之外便有了说话，纪实之余便有了想象。小说，即在此时应运而生。

诞生之初，小说内部并无“雅”、“俗”之分。所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亍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1]”，这一时期的雅文学为诗词文赋所垄断，而被排斥于正统之外的小说不论题材、派别，皆以“最浅易、最明白者[2]”为正宗，与后世所言“通俗小说”的概念互相混杂，作为“正史之余”，更多地承担着“记正史之未备”的职责，而其娱乐与教化功能，则直至明万历年间，才得到了广泛承认。

及至此时，由于对娱乐与教化的双重目的偏重的不同，士大夫与市民两大潜在读者阶级对小说创作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末冯梦龙于《汉书·艺文志》中次提出“通俗小说”的概念，自此，“纯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有了最初的分野。

一方面，以文人创作为主的纯文学小说，继承先秦志人散文的文质，由志人志怪小说展为唐传奇，又演化出笔记体小说及文言小说，到了近现代，则表现为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翼作家联盟等文学流派为代表的白话小说。

另一方面，以民间作家自由创作为主的通俗小说，则由口传历史、市人小说，逐步演变出说话与话本小说，在近现代白话文本出现后，与一批由于被新文学抢占市场而被迫向俗向下的旧派小说合流，成为通俗文学的主力军。

现代文学三十年，是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出于大众化这一共同需要，产生剧烈碰撞并相互抵触、借鉴的时期。在这一流变中，众多文学现象涌现、文学流派争鸣，通俗文学创作亦步入了一个耀眼的时代，南北方通俗小说由于地域风俗与言语情致的差异，各标风趣，自“南向北赵[3]”始，通俗小说之下，武侠小说、谴责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

如是三十年代雅俗流变的浪潮中，京海两派所彰显出的情与性、“边城”与“围城”、简单与繁华、现实与感觉的对立，正是南北方小说之现代差异性的直截体现。到了四十年代，“北派四大家”坐拥通俗文坛大半江山，以还珠楼主为，白羽、郑证因及王度庐四人以武侠精神阐释人道主义，以武侠社会表现现代社会困境，技击武侠的诞生更是模糊了侠义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侠客成为英雄的代名词，与同一时期修仙问道、劈山断海的瑰丽浪漫的南派武侠形成了鲜明映照。相较于北派小说的“人情”，南派武侠更重“奇情”，在现实与神怪的比重问题上，他们显然找到了不同的平衡点。

总体来说，北方通俗文学在数量与影响上，都领先于南方。当代学者以《品报》为，对北派武侠小说等进行了考证与拾遗，相较之下，二十一世纪以前，南方通俗小说便显得默默无声。此时虽尚未曾有“南派小说”、“北派小说”之称，但在风格与情致上南北方通俗文学确已具有其各自特异性。

直至二零零七年，徐磊以“南派三叔”为名，创作《盗墓笔记》系列，并于2o1o年3月成立南派小说堂会，推崇“想象力极限”与“全新的自由写作模式”，以豪情壮志宣称：“从此世上只有两类小说，即为南派小说和除此之外的小说！”[4]至此，南派小说堂会正式取用“南派”之名，“南派小说”这一概念开始自具风骨。以徐磊为核心，、天涯、猫扑等为主要创作场地的“南派小说”，以“堂会”为名，以“天涯分舵”、“彩虹堂分舵”、“猫扑分舵”等为自称，武侠文学的韵致扑面而来；加之创立之初在题材上对“盗墓”、“探险”的青睐，“南派小说”从自到自觉地开始自南方志怪小说、社会小说中汲取养分；随着明星沧月、江南、陆琪等作家的加盟，其题材有了初步开拓，但究其根本，仍属于南方通俗小说的组成部分。本文之后章节中所将要论述的所谓“南派小说”，其定义也正在于此。

自言“开山立堂”的南派小说因其不可忽视的商业性、视野的局限性及网络文学“奇诡有余，细摹不足”之弊病，尚未作为名副其实的文学流派获得广泛承认，且因南派三叔以外作家大多声名不显而显得后劲不足，“独角戏”意味浓重，但作为二十一世纪敢于高呼开堂立派的通俗文学界第一人，南派小说依旧饱受青少年读者青睐。

对此，豪情万丈者有之，不屑一哂者有之，但无可否认的是，十年以来，南派小说确实已在新一代青年人中扎根风行，影响广及出版业、影视业、制造业甚至旅游业，这一代，几无一人不知《盗墓笔记》，不晓南派小说。在全新的信息时代里，南派小说正以前所未有的度展壮大，不足十年，声名已及国际。

暂不论“两类小说”的“狂言妄语”有几分变现的可能，南派小说确以蓬勃朝气向时代宣告：“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或亦迩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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